魏洲平的博客

四清运动需要反思

"四清运动"是对社会矛盾错误判断的产物。它把多种性质的社会问题，甚至工作问题无限上纲为"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此，它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基层领导干部建设祖国的积极性，无谓的消耗了发展所需的宝贵时间和国力。

四清运动需要反思

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也叫"四清运动"。

因"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严重"左"倾错误，导致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从而造成了空前的社会政治危机。当时，在关于如何认识及处理这一危机上，中央出现了分歧意见。于是，毛泽东决定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在城乡发动一次"四清运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并拒绝党内不同意见。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文件也被称为 "前十条"。5月20日，中共中央把"前十条"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前十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复辟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了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规定将两个"十条"印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并在党内外宣读。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运动" 初期，在农村，只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随着运动发展，后来，就演变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了。

1964年8月5日，中央成立了"四清"指挥部，任刘少奇为一线总指挥，并向基层派出了"工作队"。运动的最初阶段叫"教育阶段"，工作队的中心工作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的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

实际，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四清运动"的认识很不统一，甚至是互相冲突的。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发生了公开的激烈争论。在12月20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提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敌我斗争"；四清的中心工作是"整党，不整党没希望"和"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特别强调，"地、富、反、坏、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后台老板"。

显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这样搞"四清"很不满意。因此，刘少奇派出的"工作队"很快被撤回。中央又重新组建了"四清工作团（队）"第二次进驻基层，展开了"大兵团运动"。由此，"四清运动"的斗争对象被确定为"地、富、反、坏、右"和"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约在1965年11月，至1966年6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开国少将邱子明将军为团长的“门头沟区‘四清工作团’"进驻门头沟区，在当时的农机厂、副食品公司等几个重点单位进行了"四清"。笔者清楚记得，邱将军在农机厂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来的！"他宣讲的内容，主要就是两个"十条"。至于当时揪出来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革"结束后，基本都得到了平反。

由于"四清运动"对社会矛盾的错误判断，把多种性质的社会问题，甚至工作问题错误归结为"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此，运动中出现了大量无限上纲、乱体罚、打人、骂人等残酷斗争的现象，使许多无辜群众蒙受不白冤屈，遭到沉重打击。这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基层领导干部建设祖国的积极性，无谓的消耗了发展所需的宝贵时间和国力。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为"文革"打到刘少奇而做的前期铺垫，是"文革"的一次最接近实战的预演。

北京西山第一井诞生记

井是人类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的重要形式。门头沟区杜家庄的“洋井”，被称为西山第一井，也是北京地区著名的井水之一。下面是这眼井的诞生过程。

北京西山第一井诞生记

凿井汲水，是人类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的重要途径。水井的开凿和使用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为人类的定居生活创造了条件。

中国是世界上开挖和使用井水最早的国家之一。我国古代文献对井有丰富的记载。明人徐光启在其《农政全书》中说："井，池穴出水也。"唐人孔颖达在《易经·井》疏中说："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汉许慎《说文》中说："（井）清也。故《易》曰：井洌寒泉，食。甃之以石，则洁而不泥。汲之以器，则养而不穷。井之功大矣。"考古发现，我国修建的最古老的水井，距今约6000年。

根据不同地质环境和不同用途，我们祖先造出过各种形式的井。但一般是圆筒形，直径为1～2米﹐深度为数米到30米。

井壁一般为砖或石砌就，也有用陶圈一节节接成的，不过这种样式的很少。而用水泥制作井壁的也不多。据笔者所知，在北京门头沟区清水镇杜家庄，就有一眼用水泥制作井壁的水井——西山第一井——杜家庄洋井。

杜家庄距北京天安门约100公里，成村于辽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山村。

在日本侵华以前，杜家庄原有一眼水井，村里人习惯叫它东井。东井开凿于哪一年，已经无人记得了。日寇侵占北平后，杜家庄便成了日寇在西山的一个重要据点。因此，东井就成了日军的重要水源，而被日军垄断起来。1941年初，杜家庄村民老永儿不慎失足掉进井里，淹死了。由此，井水颜色发红，且有腥味。日军用水泵将井中之水抽净，检验后说，井水已脏，不能再用。于是请来日本打井专家另选井址挖井。经专家各处勘察、选择，最后在距东井30米的地方确定了新井的位置，便开始挖井。

打井破土前，在选定的井位处，搭起一座木架。木架顶梁按上定滑轮，然后在木架前摆放一桌子，供奉着各路神通画像，然后烧香、上供、祭拜、祷告。其顺序是，日本驻军首领山奇小队长和日本打井专家在前，中国民夫在后，全部跪拜。由一名日本人进行祈祷，后，将供奉的各路神仙画像用火烧掉。祭拜完毕，山奇小队长铲第一铲土，算作奠基。随后，民工正式开工挖掘。

当时，打井的每个民夫每天中午被管一顿饭。这顿午饭基本是每人两个窝头，一块咸菜。山里人以前没有见过窝头，起初还吃不惯，吃过几天，也就习惯了。每天晚上收工时，日本人再发给每个民工一捧棒子面，作为劳酬。可就这一捧窝头面，就吸引来不少穷苦人来打井。

工程初始，民夫们是用镐铣挖土石，然后用篓背、筐抬将挖出的这些土石运走。等井挖到一定深度后，用肩、手搬运这些土石，就明显困难了。于是，人们就改用荆编抬筐装土，用滑轮拉上来。井挖到20米深时，人拉绳费劲了，就用毛驴和人同时来拉滑轮的绳索。

约两个月后，井挖到40米左右，井内见了水，就安上了吸水机（水泵）抽水。等到日本人发话，说，不挖了！就是宣布井已经打成了。

这口井，属超大型井。井筒直径2米，深近44米，水深近两米。当时，是边挖井，边打井梆（井壁）的。井梆是由水泥混凝土浇筑而成。当时，咱中国民夫连水泥这个词都没听到过，更不用说搅拌水泥了。日本工程人员就现身示范，自己动手打木板模和搅拌水泥。其实，当时用的水泥，就是咱"华北水泥厂出品"的产品。华北水泥厂就是后来的琉璃河水泥厂。当时，老百姓不知道咱自己会生产水泥，也不管这东西叫"水泥"，而只叫它"洋灰"。

井打成后，日本人吸取东井掉下人去的教训，在井口上打了一个高有2尺的圆形井圈，加固了井棚。由于是日本人打的井，所以当地老百姓习惯叫它"洋井"。

从此，东井和洋井同时供村里居民和日伪军用水。但日伪军只用洋井的水，而且有优先权。只有他们不用时，村民才被允许用这井里的水。只要是为据点日军背水的民夫一到井台，村民就得让他先打水，他走后，村民再打水。此井一直沿用至今。20世纪七十年代，为解决村民吃水难问题，村委会（大队）组织人力将此井又下挖了4米，增加了出水量，缓解了当时村民饮水难的困难。

注：

本文参考了《门头沟区村落文化志》第一卷（魏洲平主编）杜家庄一节。

关于巨幅国画《和平万岁》（多图）

一幅画儿，就是一件文物、一段历史。

关于巨幅国画《和平万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于好大喜功的社会心理，曾流行过一阵儿"画大画"的风气（此风好像至今不衰）。画家作画，动辄就是高数米、宽数米的大画。好像，只有能画大画，才能表现大气派。在这种形势下，陈半丁、齐白石、郭风惠、于非闇、汪慎生、徐燕荪、王雪涛等书画巨擘，都曾单独，或与人合作过巨幅画作。

1957年早春，汪慎生、郭风惠、徐燕荪、王雪涛等十几位先生合作的《和平万岁》就是当时大画中很著名的一幅。这幅画是为中国建在苏联莫斯科的北京饭店画的。

建于莫斯科市中心花园环路上的北京饭店，是1956年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苏友谊"的结晶。为了使这座代表中国形象的饭店更美、更富有东方色彩，中国外交部门决定请国内知名画家，为饭店前厅绘制一幅巨型国画。

汪慎生先生作品

当时，这幅大画的创作牵头人就是老画家汪慎生先生。

汪慎生（1896--1972），名溶，字慎生，曾用名汪秋荣，号满川村人，浙江兰溪人，祖籍安徽歙县，故又自号古歙人，中国近现代美术大师、美术教育家（梅兰芳的绘画老师）。汪慎老为人厚道，画艺高超。他的老朋友齐白石亲切的称他"老好子"；张大千也曾对徐悲鸿 "画坛五百年来一大千" 的溢美，说过："......花卉翎毛，我画不过于非闇、汪慎生、谢稚柳；人物仕女，我画不过徐燕荪......"由此，可见汪慎老的威望。

当时，受汪慎老邀请，参加创作的老画家还有：北京艺专（中央美院前身）最早的老师，齐白石、汪慎生的好友，曾教过李苦禅、王雪涛的书画大师郭风惠；著名人物画大师徐燕荪；以及王雪涛、胡佩衡、马晋、董寿平、李鹤筹、高希舜、郭味蕖、翟奉南等知名画家。汪国堂（汪慎老的公子）、时君贞（汪慎老的弟子）、刘继瑛（王雪涛的高足）作为为师捧砚、展纸的小徒也参加了这次非同寻常的创作。

郭风惠先生作品

参与此画创作的各位画家各展绝技，完美完成了这幅典型的中国花鸟画巨作。

据汪慎老、郭风老、王雪涛先生的共同弟子，当代著名书画家王任先生说，这幅画的分工大致是这样的：汪慎生画杜鹃花并提款，郭风惠画玉兰花、蝴蝶花，徐燕荪画松、王雪涛画牡丹、胡佩衡画山石、马晋画鸽子、董寿平画竹叶草、李鹤筹画流泉、高希舜画竹、郭味蕖画藤蔓、翟奉南画兰草；时君贞、刘继瑛、汪国堂等为大画调墨、染色。

王雪涛先生作品

王先生还说，这幅《和平万岁》，用了两张丈二整纸，不够，又加了一些。这画约有150馀平方尺，绝对是一幅名副其实的巨作。

现，参加这幅巨画创作的画家，好像大都过世，只有刘继瑛先生健在。在这国庆的喜庆日子里，谨祝刘继瑛先生健康长寿。

刘继瑛先生作品

谁还记得高步瀛（阆仙）大师？

优秀传统文化不扬，诸多学问先贤被湮没，是文化垃圾得势，无知成为时尚的主要原因。

谁还记得高步瀛（阆仙）大师？

高步瀛（阆仙）先生

高步瀛（1873～1940），字阆仙，世称阆仙先生。河北霸县人。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北学领袖人物。

高阆仙的父亲为晚清进士。幼年高阆仙聪颖好学，寄居在河北新安县外祖父家。师从清代大文学家、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先生（近现代著名国学大师吴北江先生之父）。

1894年（光绪二十年）高步瀛中甲午科举人，先后任定兴书院山长、保定畿辅大学堂教习。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先后任畿辅大学堂、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教席。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留学日本，毕业于宏文师范学院。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任学部侍郎，后调任图书局主编，兼董理顺天府学务总处。

辛亥革命后，任教育部佥事、教育部编审处主任。1915年，任教育部社会司司长。1927年，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兼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30年，任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兼代二部秘书长，摄行院长职。到奉天萃升书院讲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北平，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任中国大学教授。1937年，授课于保定莲池书院。1939年，余嘉锡、陈垣等先生延请高阆仙任辅仁大学主讲，讲授《三礼》等课程。1940年11月11日病逝，终年67岁。

高阆仙治学征信、严谨，对古文的义理、考据、辞章都有极深造诣，是清末民初以来，古文选注的权威专家。高阆仙忠于教育；勤奋执教，数十年如一日，学业宏通精博，是当时的名教授。

高阆仙龙门深藏、学深似海，为当时文人所仰慕。学术界认为他注疏的桐城姚鼐《古文辞类纂笺证》等书是考据学术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学术的最高境界。当时日本学界把他的考据与广东黄节(字晦闻)的诗学，桐城吴闿生（字北江）的古文，并称为"中国三绝"。

高阆仙提倡推行阳历，编写新戏，改良旧剧，设历史博物馆，创通俗图书馆、通俗讲演所等，并亲自撰写和倡导语体文。

笔者先师、1916年被严范孙先生誉为"北方健者"（北学新一代领袖人物）、被吴北江先生称为“前后五百年，亦恐无敢与之争席者”的郭风惠先生，1932年曾有数百言长诗《题画诗赠高阆仙》，记述高阆仙的形象，及他与高阆仙个人交往的情况："......学如牛毛成麟角，茫茫坠绪收者谁？阆仙仙人妙年齿，兼心手眼穷搜追。自言取径近北派，长途风雪无人随。世间万物有穷变，要当有人任起衰......"

高阆仙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时，鲁迅时任该司第一科科长。因此，高阆仙是鲁迅的顶头上司。虽然在政治、教育等一些观点上，鲁迅与高阆仙不尽相同。但鲁迅对高阆仙的学问和为人极为敬佩，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评价。1970年，高阆仙先生的女儿在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5期发表《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说："（父亲高步瀛）对于部内工作，或同人品格，从未向家人道过只字片语，举世共知之鲁迅，官名周豫材（树人），在其属下任科长十余年。我在家中，即从来不曾听到提过此人......周氏与我父亲同寅多年，虽各人见解不同，间有龃龉，惟彼此友谊不恶，而周氏对于我父亲也颇敬惮。"这当是高阆仙、鲁迅二人关系的最客观、最权威的写照。

鲁迅也曾亲笔记载过他与高阆仙交往的情况：如，在1915年9月至1929年5月的《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及高阆仙先生名讳。记录了高先生"招饮"，鲁迅莅席；高母生日，鲁迅亲进贺仪，出席庆典等事。鲁迅在日记中还记载了高阆仙赠送给自己的许多书籍：如1921年9月13日赠《吕氏春秋点勘》、1921年10月7日赠《吴氏平点淮南子》、1924年5月6日赠《论衡举正》、1924年11月10日赠《淮南子集证》、1925年7月7日赠《抱朴子校补》、1923年5月15日，高阆仙代鲁迅购买《王右丞集笺注》......等等。自然，鲁迅也经常将其所珍爱的书籍献予高阆仙。

鲁迅还特别记载过一件事：段祺瑞政府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时，鲁迅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因此，1925年8月，鲁迅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佥事职务，高阆先作为鲁迅的直接领导， 14日中午亲至鲁迅家，进行探视和慰问。表现了高阆仙热爱下属，友善同僚的好人格。

对此，程金造先生在其所著《高步瀛传略补记》中这样评述："先生有脾气，个性强，而周树人鲁迅先生，一般人也认为个性强。当高先生任社会教育司司长，鲁迅先生在社会教育司任佥事时，就有人猜想，二人必有冲突，不能团结。而事实却是相反，两人相处甚好。国民党迁都南京，杨杏佛被刺死，高先生知友齐寿山与杨至交，遂辞职回到北平居住，曾因事到南方，见到鲁迅先生，鲁迅总是向齐寿山问高先生的情况，尝对寿山说：‘当我们同在北京相处时，也不感到阆仙怎么样。现在，我们都分散了，总令人常常想到阆仙。阆仙是个行不违其所学的人。'"

高步瀛（阆仙）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思想，也影响了郭风惠等一大批学者。日寇侵占北平时，高阆仙闭门称疾，不与日寇合作。临终时，依然吟诵"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

高步瀛（阆仙）一生著述等身。留有《吴氏孟子文法读本笺》、《国文教范笺注》、《古今体诗约选笺注》、《唐宋文举要》、《汉魏六朝文选》、《明清文选》、《古今辞类要注》、《文选李注义疏》、《古文辞类纂笺证》、《史记举要笺证》、《周秦文举要笺证》、《两汉文举要笺证》、《魏晋文举要笺证》、《汉魏六朝诗举要笺证》、《赋学举要笺证》、《古文范注》，及《讲大集日记》、《古礼制研究》等等多种专著。

主要参考资料；

《鲁迅与高步瀛》老皮头

由张大千、毕加索的会见谈对历史的解读

中国画家张大千与世界著名绘画大师毕加索有过一次会见。对这次见面，有些人称之为"中西方两位艺术大师的历史会见"、"张大千对毕加索很没看在眼里。"情况果真如此吗？

由张大千、毕加索的会见谈历史的解读

1956年，中国画家张大千在巴黎，与世界著名绘画大师毕加索有过一次会见。对这次见面，有些人称之为"中西方两位艺术大师的历史会见"、"张大千对毕加索很没看在眼里。"情况果真如此吗？要想知道此事真相，就得去除对大千先生或毕翁的个人崇拜或偏见，而要认真了解一下张、毕二人当时在世界画坛的影响，以及当时会见的细节才行。

巴伯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西班牙人。生于1881年10月25日，卒于1973年4月8日。

毕加索是世界公认的绘画、雕塑艺术大师。现代艺术立体派的创始人，20世纪现代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共产党员党员。

毕加索的父亲是美术教师，在美术学院受过严格的绘画训练。自幼有着非凡艺术天才的毕加索受家教影响，很早就步入了美术领域。

毕加索的画风经过了下面几个时期的变化：第一时期："蓝色时期"；第二时期："玫瑰红时期"；第三时期："黑人时期"；第四时期："立体主义时期"（分解和综合两种形式）；第五时期："古典主义时期"；第六时期："超现实主义时期"；第七时期："抽象主义时期"。以上这七个时期是毕加索一生艺术探求的鲜明痕迹。无论是印象派、后印象派，还是野兽派等艺术手法都被他消化为自己的风格。

毕加索在绘画革新方面卓有贡献。他合理利用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的成果，吸收民族民间艺术营养，创造出了全新的、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与表现力的艺术语言；他的极端变形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在表现畸形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扭曲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有独特的力量。毕加索遗世作品达二万多件，包括了油画、素描、雕塑、拼贴、陶瓷等作品。

张大千(1899～1983)，名权，后改作爰，号大千，小名季爰。祖籍广东番禺县，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中国现代画家。

张大千7岁启蒙，9岁随母亲学画，13岁正式读书，19岁与二兄张泽留学日本京都，学习绘画与染织。一年后，回国，拜曾熙为师。不久，出家为僧，法号大千，三月后还俗。又拜李瑞清为师。（二十世纪）20年代初，以伪造名人字画，在画坛渐有小名。1932年，潜心临摹历代名家作品，又伪造了很多名人字画。受到权贵青睐。1933年，应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邀请，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数月后即辞职。1937年在北平颐和园居住、创作，因"七七事变"突发，而滞留北平。1940年至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抗战胜利后，在巴黎、伦敦、日内瓦和国内各地办个人画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与齐白石合作《残荷图》，后，移居国外。1952年居阿根廷；1953年，移居巴西。1956年，在法国与毕加索会见。1957年，写意画《秋海棠》获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金奖，同时被该学会选为"世界大画家"。此后，又在欧洲、美洲、东南亚及香港等办画展。1969年至1979年，在美国（旧金山）居住。这10年，是张大千真正的创作鼎盛期。1973年，将108幅作品捐赠给台北历史博物馆。1978年，移居台北。1983年4月2日因心脏病逝世。自1949年离开祖国，至死，大千未再能回归故里。

从艺术上的建树和对世界美术的影响来看，张大千显然不抵毕翁。很明显，所谓"中西方两位艺术大师的历史会见"、 "张大千对毕加索很没看在眼里。"的说法，是对张大千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拔高和溢美。

实际情况是，当时，凡是想在世界美坛享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家，没有一个人能绕开毕加索的影响，而独自通过世界艺术之门。在欧美闯荡多年，惯于借势发展的大千先生是十分清楚毕翁在世界美坛上的这种权威地位的。因此大千先生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千方百计要见毕翁一面的。作为世界画坛的坛主，毕翁早就知道一位来自东方的中国画家要求见他。但或许出于艺术、文化的偏见，毕翁对这位"无名之辈"相当藐视。他故意避而不见，对会见的时间一拖再拖，害得张大千在巴黎苦苦等了足有五六天。

好不容易两人见了面，但毕翁对大千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最不懂的是，你们中国人为什麽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巴黎是一座艺术堕落的都市，连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艺术在东方，在你们中国！"稍有分析能力的人，都会听得出，这句话明确表现了毕翁对大千先生死缠硬磨很不耐烦、极为藐视的态度。应该说，这次会见，是一次很尴尬的会见。可是后来，毕翁的这句话却被我们某些人解读成了"毕翁的自谦"、表现了"毕翁对中国艺术十分崇拜"。进而，将这次会见，渲染成了"东西方二大师的历史性会见"。

真不知道，这种带有遮丑意味的解读，对宣传和发展祖国传统文化到底有多少好处？！

张大千在毕加索那里，还有一个细节被我们误读。这就是，张大千见到了毕加索临摹齐白石老人的大量水墨画。有人就以此证明，毕加索对中国画很了解。实际，这说法也很不着边际。

应该说，毕加索对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画画坛情况的了解十分有限。他对齐白石与齐派艺术的了解，大概不会早于齐白石获得世界和平奖金的1956年。因此以毕翁学画了齐翁的一些中国画，就说毕翁对中国画艺术有多深多深的了解，是缺乏根据的。

在二十世纪中国美坛上，在艺术、学问、社会影响方面，与齐白石、张大千处在同一级别,或优于他们的中国艺术家很多。比如吴昌硕、陈师曾、郑锦、金城、姚华、高阆仙、陈半丁、秦仲文、郭风惠、溥儒、徐燕荪、黄宾虹、王震、冯超然、吴观岱、吴待秋、吴湖帆、郑午昌等等。而西方美坛对我们中国的这些这"世界大画家"十之八九是根本不知道的，他们对中国画艺术是相当陌生的。直到上世纪末，我们的学多画家和经营艺术品的商人仍在抱怨，在世界艺术市场上，我们中国画的价位很低，不被西方人所认识。

我们一些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些评论文章，不顾上面这些事实，利用某些人的只言片语恶炒，极力往大千先生脸上贴金。实际，这反倒损害了大千先生的形象，更有损于后人对中国主流文化的认识与继承。

近来，有人提出要用现代人的"科学认识"重新解读历史。笔者认为，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尊重历史事实，慎用今人的肤浅认识解读历史为好。否则，我们的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而全变成戏说新编历史剧了。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一个时期来，我们的宣传教育不尊重历史，讳谈“文革”。导致现在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文革”是怎麽回事，“红卫兵”是什麽了。根据前些年网上的资料，介绍一下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情况。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一、"红卫兵"的诞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可以说就是从天安门广场点燃的。毛泽东先后八次，共接见的l100万红卫兵，是他亲自播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红卫兵"这把"火种"，从此"燎原"了整整10年。

红卫兵组织最早诞生在1966年5月29日的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寓意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色卫兵。起初，这是一个由中学生自由组织的秘密团体。因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认为"红卫兵"干扰了他们在中学的正常工作，因此把"红卫兵"视为非法的反革命组织。当时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而强行解散。最先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连续写了一、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造反有理。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向他们的造反精神表示热烈支持。由于有了"毛主席的关怀和支持"，红卫兵组织跟快从北京蔓延全国，他们"拿起笔作刀枪"，从此，成了"破四旧立四新"、" 打砸抢超抓"、"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的主力军。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的并不仅仅限于红卫兵。当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的是这样的的通栏标题："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但是，毛泽东当时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的袖章的巨大照片已经清楚说明，毛泽东就是"红司令"。这张大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流行，有人推测，至少发行了上千万张。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的‘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这个时候的红卫兵，还不是专有名词，还要用引号括弧起来。直到8月25日，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引号才去掉。《人民日报》8月29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里有"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字样，并提出了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从此，红卫兵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专有的名词。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打倒刘少奇已经成为定论。随后的几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两件过去没有的事情。一件事，是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开始抢购"毛选"、" 毛著"：另一件事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作为毛泽东的客人陆续云集北京。

二、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接见"红卫兵"的决定，是毛泽东于8月17日，亲自作出的。因为，8月18日，天安门广场要隆重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不过，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成了一个历史纪念日--8月18日，他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纪念日--"红卫兵节"。

8月1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凌晨一点开始从各自不同的住地，徒步向天安门广场集中。有红卫兵记下了当时的情况"虽然一夜没睡，但大家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天刚蒙蒙亮，上百万红卫兵就已经按统一指挥，在天安门广场有秩序地集合完毕了。"

天安门对面正前方广场上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队伍，他们高举着被毛泽东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模型。聂元梓等七人的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贴出，便遭到了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是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手里。于是毛泽东下令，向全中国公布这张大字报。之后，才有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诞生。所以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当之无愧地要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也站满了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清晨7点整，毛泽东就和初升的太阳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下。毛泽东穿着一身绿军装，由一名年轻女兵陪同，走过金水桥，和红卫兵握手，人群沸腾起来。"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到他们中间，泪流满面的人们都以能与伟大领袖握手而感到自豪。几十年后，这个久久不去的印象还深深刻在当年的红卫兵心上。"毛泽东在金水桥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桥上，凝神望着，他似乎很陶醉于这片红海洋。他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向群众招手。然后，毛泽东戴上军帽，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紧接着，1500名被推选出来的各地红卫兵代表接到通知，到天安门城楼上和领袖一起检阅。大概在7点16分的时候，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40名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合影留念。

7点30分，庆祝大会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准时开始。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讲话。从这一天，领袖、导师、统帅、舵手就成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之前的四个专有副词。

接见红卫兵代表结束后，像每年的五一、十一庆祝一样，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游行。这时，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网易注：宋任穷之女，"文革"后又改名为宋Ｘ）把一个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几天后，宋彬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她给毛泽东戴红袖章的经过。

宋彬彬说，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有了这个让她砰砰心跳的想法后，她找到了主持大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泽东一个红袖章。过去集会上，经常有给毛泽东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当听宋彬彬回答是的时候，毛泽东说："要武嘛"。从此，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也从此，对"黑五类"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不再仅限于"触及灵魂"上，而是也要"触及皮肉"了。野蛮、残酷的人身摧残、大规模的恶性武斗从这一天在全国蔓延！

当时，一个名叫杭生的青年，也献给毛泽东一个黄丝线绣的红卫兵袖章，上面还别着五枚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毛泽东接过来，冲他微笑。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骆小海是最先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里看到毛主席的，他和另外两名同学宋柏林和韩平大声地对毛泽东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泽东笑了，说："好、好！你们是哪里的？"几名红卫兵自豪他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毛泽东大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跟在后面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周春晓高兴地说："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红卫兵了。"

红卫兵的队伍直到上午11点才全部走出天安门广场，仍然没有倦意的毛泽东又在城楼上分批接见了和他一同参加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并与他们一一合影。

"8·18"之后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8·18"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就开始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在几亿人次以上。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三、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人民日报》以《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为头版通栏大标题。

这一次，毛泽东以阅兵的方式，接见了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约共50万人。并正式肯定了"革命大串连"。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大串连"。

这次接见，时间选择在下午5点40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能把领袖看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次，当时还未被正式打倒，但声名已经扫地的三个最大的"党内走资派"刘、邓、陶也都参加了"接见"。但排列顺序却明显发生了变化，周恩来之后，依次是陶铸、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领袖们一律都乘敞篷北京吉普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同志在前面开路。毛泽东在第一辆检阅车上，他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检阅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六辆检阅车，缓缓绕场一周，在晚8点15分，毛泽东等人登上天安门。

这次，红卫兵是在9月14日晚上接到被接见通知的。15日凌晨两点钟，工作人员在历史博物馆的小会议室开了会，由国务院的同志安排毛泽东接见的具体时间、路线和方式等。会一散，工作人员就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时，长安街已经用白粉划出了很多方块，每个方块都有一位联络员，负责对自己这个方块的红卫兵进行加强纪律的教育。要求大家不能往长安街上拥，要听从指挥，并让大家交出水果刀一类的危险品。等待接见的队伍都编成了连、排、班建制，还选好了班长、排长和连长。下午5点15分开始接见，不久，华灯齐亮。这一次是被接见的数十万师生按大会统一指挥，有秩序地坐在固定地点，接受首长们检阅。只在受阅队伍调整期间，领袖们进入休息室休息，直到晚8点15分，又登上天安门城楼。

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两报一刊的大标题均是《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

五、国庆节接见"红卫兵

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检阅150万游行"大军"，这也是一次接见红卫兵。因为《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

因为是国庆，采取了通常的群众游行，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前面的人不走，后面的人又往前拥。工作人员嗓子都喊哑了。

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10月18日，毛泽东第四次在天安门专门接见"红卫兵"。

这次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有一个参加这次接见的红卫兵说，他们是头一天晚上接到消息的，每个人领到了四个鸡蛋、四两肉和半斤馒头。午夜12点就开始出发，一直在耐心地等着，只见一队队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了一道警戒线，工作人员乘着摩托来回巡视，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人群中常有毛泽东来了的误传，引起一阵阵骚动。直到毛泽东真的来了，人群轰地一下涌向马路边。车开得很慢，前面的人都清楚地看见毛泽东手中挥动着一顶军帽，额上的头发随风飘动着，甚至还看见毛泽东张开的嘴里微微发黑的牙齿，只是没有听见毛泽东在说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说的是要车开慢点。很多"红卫兵"都哭了。

七、第六次接见"红卫兵"

11月3日，毛泽东又一次接见"红卫兵"。而这次被各大报纸称为"毛泽东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那次接见也算在内的。就是说按顺序，国庆那次接见应为第四次。而被人们称为第四次的那次应该是第五次。因此，这一次应该是第六次了。从此以后，第七次、第八次就顺序下去了。

第六次接见是先开大会，然后游行。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凌晨3点，队伍集合来到天安门东侧的大街，等着开完大会通过天安门。这一次接见的红卫兵人数跟前五次相比是最多的一次。上午10点左右，会场响起了《东方红》的庄严歌声，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林彪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再接着，大约200万红卫兵由东向西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广播里不时响着周恩来洪亮的声音："同学们，请快点往前走，后面还有一百几十万红卫兵没有通过天安门！"尽管这样，直到下午3点多还是有很多红卫兵等着通过天安门，有一位红卫兵形容，当时他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片小小树叶，身体轻飘飘的，头脑晕晕的，在几十万人组成的人海中拼命挣扎，挤过来又撞过去，全身汗水流淌，既高兴极了，又非常紧张，因为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挤倒在地永远爬不起来。当时有不少人被挤倒在地，也有因为激动流汗过多中暑倒地的。有的被救出广场，也有的还没被别人拉出来就被踩在脚下......。所有的红卫兵都一样，嗓子喊哑了，汗水流尽了，鞋被挤掉了，衣服也被撕破了，最后被从东面倾泻而来的人流挤出了天安门广场。

八、第七次接见"红卫兵"

11月11日的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是一个全新的形式。这次，领袖不再坐车检阅，而是由群众坐车被检阅。60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十二三公里长。车队全部通过天安门以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泽东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150万红卫兵。

九、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11月25日和11月26日两次"接见"合起来，被算作是第八次"接见"，这也是最后一次"接见"。这次"接见"的红卫兵比较多，共达200多万。用的时间也较短（除了第一、二次，后来接见时间一般都不长，都在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跟红卫兵代表握手，讲话也明显少了。

本来有一个方案，是想让毛泽东乘车环城接见。原来考虑过从通县一直到建国门大街，路两边都站上人，让毛泽东从中间过。以解决让毛泽东见到更多"群众"，和让群众更清楚见到毛泽东的问题。但反对意见说，车速慢了，出了事怎么办？因此，这方案就一直没有被采用。最后这次，为了让毛泽东接见更多地见红卫兵，还是决定冒险采用"环城接见"这个方案，只是强调一点，车速一定要快！

在这次，几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都看到了毛泽东。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毛泽东身穿军大衣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人们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是谁，毛泽东也根本看不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面容。人们只觉得眼前一阵风，检阅车就呼呼地开过去了。

第八次，是接见红卫兵最多的一次。接见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即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一路上飞快，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了，毛泽东只好下车。就这样，由警卫开路，最后到钓鱼台休息。

四、接见中的一些情况

两个多月中，毛泽东共八次接见"红卫兵"，约12天接见一次。

1、乱

每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几车鞋子，和好几十块被踩烂的手表。

在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一位原名叫尹本顺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改叫尹向阳的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寻找他被挤掉的鞋袜。守卫金水桥的警卫战士让他到中山公园里去找。在公园里，这位红卫兵见到一座小山一般的失物，这些被挤丢了的鞋袜、衣服、书、本、书包、手表、钢笔、钱票等等，足可以开个世界上最大型的失物招领会了。他吓了一跳，这要找回自己的鞋袜，还不是大海捞针？！最后，在管理人员指示下，他只好随便找了一双合适的鞋袜了事。

为了更多地接见"红卫兵"，从第二次检阅采用了阅兵式，这种让群众运动的方式，比让他们静立在一个地方等着接见的方式，要多接见两到三倍的人数。但理论总是与实践脱节。队伍从东往西走，按计算本应两三个小时的事，却拖了四五个小时。不管怎么动员，群众队伍就是淤积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走，因为，谁都想多看看毛泽东。接受了这次教训。以后就采取群众就地静坐、领导乘车检阅的方式了。记不清是哪一次了，毛泽东的车在大会堂西边，被红卫兵整个围死，走不了了。当时现场异常混乱，有的红卫兵干脆被挤进了毛泽东的车里。等到警卫好不容易开出一条路，接出毛主席的车子后，才发现车里还有一只女孩子的鞋。

11月26日，第八次接见主会场是安排在西郊机场。按计划，毛泽东要经过天安门，再到达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万人，大大超过了计划，几乎快把机场挤崩了。警卫部队和西郊机场的空军全被动员来维持秩序。周恩来先到。张德斌向他汇报，群众怎么摆的、道路怎么走的。因为着急，怕毛泽东很快到了，张德斌就说得快了一点。周恩来说："不要讲这么快，讲慢一点"。听完汇报，周恩来说："光这样讲不行，你要带我走上一圈。"可是，还没转完一圈，毛泽东就到了。毛泽东过处，红卫兵、革命群众马上就海浪般涌上来。连断后的警卫车都被挤坏了，还伤亡了两个人。

2、险

其实，毛泽东见一次"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工作人员是很困难的。"接见红卫兵"这种大会，不同于十·一、五·一的天安门集会，因为被接见的人员都没有经过严格的政审，鱼龙混杂，如果出现暗杀，甚或发生意外拥挤伤害事故，保卫人员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工作人员，为此绞尽了脑汁。天安门上走一趟看不清，到天安门城楼下，又怕出事情。列宁在1918被枪击的教训，总让保卫人员有种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感觉！

有一次，毛泽东不顾警卫劝阻，先到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警卫人员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劝上天安门。接见完，毛泽东又自己下到城楼下，并走过了金水桥。当时周恩来正在城楼上给工作人员总结，布置下一次的接见，听说毛泽东已经过了金水桥，大惊失色，也顾不上说什么，就急着往楼下跑，工作人员也都急着往下跑。年轻人腿脚快，很快超过了周恩来，大家一齐站在毛泽东对面喊："请主席上去。""请主席上去。"毛泽东并不理采，还是任由群众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后来，司机把车开过来，毛泽东才上车走了。

更有一次，毛泽东来到金水桥边，一屁股坐在地上。红卫兵立刻围上来，记者也蜂拥来拍照，警卫部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毛泽东抬出来。几十年过后，已经离休的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每想起这些情节就心惊肉跳："那时真怕出事。安全一出问题，就不好交代了。"

3、其他

刚开始接见时，天安门上的摄影记者很多，往往是好几十人围住毛泽东照个没完。周恩来叫保卫组审查一下，回避一些不必要的记者。没想到保卫组把毛泽东和周总理熟悉的摄影记者都给刷掉了，只留下了两个人。

毛泽东要与外国人合影，身边却没有摄影记者了，跟周恩来一汇报，周恩来十分恼火，为什么把他们铲掉，不让他们上来了？！现在怎么办？！周恩来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赶紧临时调人。事后总结时，周恩来说：不叫他们上来，有什么理由？你保卫组长怎么当的？光靠秘书怎么行？

八次接见红卫兵，每次，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断绝交通，长期这样下去不得了。另外，天越来越冷了，11月25日这天，气温降到零度左右。在外面站上六七个小时，年轻人都受不了了，更不要说上了年纪的中央领导人了。

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后，毛泽东觉得还不够多，想接见更多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他总批评（接见红卫兵）筹备办公室不让他见群众。那时，他常说的两句话是："我愿意见群众，群众也愿意见我，就是你们........."这话说得工作人员都特别害怕，不让毛主席见群众，这是多么大的政治帽子啊。

到第七、八次接见时，毛泽东也不再提有人不让他见群众的事了。据分析，他心里也很疲惫了。11月27日《人民日报》说："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接见了250万。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胜利总结。"

书法神童李伯韩与她的恩师们（多图）

历史上，不乏神童。但老来成事的不多。大多都在社会名利的侵染下，如仲永那样灵气褪尽，半途荒废了。因此，对神童的教育成为大家不愿谈，而又不愿放弃的一个神秘话题。

我好友李元先生的女儿李伯韩姑娘，小时是一个书法神童，现仍是活跃于书坛的年轻书法家。或许她的成长之路，她与她的诸位恩师们的关系能给人们某种启示。

仅以此文献给教师节。

书法神童李伯韩与她的恩师们

李伯韩在个人书房中

李伯韩，北京女书法家，现任职于北京印钞公司。

李伯韩原是北京书法神童。她7岁入宣武区少年宫，师从老书法家赵发潜先生学习书法。小伯韩书法先由柳公权入手，再转而学欧。后，赵老师发现小伯韩书法感觉极好，手法最适宜写魏碑，便指导小伯韩攻习魏碑。在赵老师的精心调教、栽陪下，小伯韩很快就超过了其他小朋友。但小伯韩不满足，每天仍临池不辍，广泛临习张黑女、郑文公、张猛龙等魏晋、南北朝时的碑帖精品。

伯韩作品1

伯韩作品2

伯韩与启蒙恩师赵发潜老师在一起

伯韩（左一）与欧阳中石先生（前坐者）在一起

伯韩与康殷（大康）先生在一起

一个人的成功之路，是由多种因素铺就的。除去个人铁砚磨穿、书谱读烂的刻苦之外，用心结交名师良友，广泛吸取各种知识教益，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小伯韩又在老师和父亲的带领下，先后拜名师、访高人,有幸得到了康殷、欧阳中石、刘炳森等大家们的悉心指导。这些当代书法大家的点滴教诲，都对小伯韩的成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赵发潜老师在指导伯韩临池

伯韩记得，在她10多岁时，拿着自己临习张黑女的作业到欧阳 (中石) 老家中求教。欧阳老非常认真的看了她写的每一个字，然后慈祥的说："张黑女中的“黑女”要读成‘贺汝'"，并针对伯韩所写与原帖不大一致的地方进行了讲评。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小伯韩也凭借当时自已在儿童书法界小有名气，便对大师解释说："我在临写的字里，加进了我自己的风格"。听小伯韩这样说，欧阳老师被气的差点没笑出声儿来，他马上严肃地说："娃娃，你好大口气！你才写了几天字，就有自己风格了？风格是艺术成熟的一种表现，不是每个人固有的特点。我、炳森先生、甚至启功老等许多人，每天都要一丝不苟的临习碑帖，从不敢说要加进‘自己风格'的。"最后，欧阳先生语重心长的说："娃娃，别不会走，就想跑。照着帖，别走样，慢慢写吧。这样对你会有大用。"小伯韩听大师一席话，恨不得当时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但从此她也真正懂得了这个做学和做人最简单、也是最深刻的道理。这是她一生都受用不尽的财富。

伯韩（左三）与刘炳森（左四）、赵发潜（左一）韩长明（左二）等老师在一起

还有一次，在刘炳森老师家，刘老师给小伯韩讲述了学习隶书的要领，还特别讲了勤能补拙的道理。并当场为小伯韩题写了〞勤奋〝两个大字，作为勉励。

正是由于这许多老师们手把手的耐心教导，心贴心的呵护，小伯韩对书法、学问的认识才有了质的飞跃。对书法的认识，她已经不再如同龄小姑娘们那样简单和朦胧，而是在崇拜之外，多了更加刻苦追求的信心。在老师们的教导下，在她自己的艰苦努力下，小伯韩的书法艺术得到了飞速提高，并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她多次参加了国内、国际的许多书法大赛。取得了多次全国书法大赛少儿组冠军；她的书法作品屡屡见诸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书法报》、及《秘书工作》、《北京工人》等刊物。

伯韩与欧阳中石（右一）、佟伟（左一）老师在一起

伯韩与孙轶靑（左一）、苏士澍（中立者）老师在一起

1990年10月，小伯韩参加了在江西滕王阁举行的滕王阁杯青少年书法大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特别是，在笔会期间，小伯韩又结识了更多的老师和朋友。其中，书法家刘炳森、孙轶靑，蓝玉松、苏士澍、赵家熹、佟伟等老师给小伯韩留下了深刻印象。

伯韩长大了。但老师们的教导她永志不忘，她忘我求索的精神没有丝毫懈怠。她对书法艺术，依然保持着一颗纯粹、坚贞的心态。参加工作后，她的书法特长很快被单位领导发现，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领导把她从生产一线调到厂工会，专做企业文化工作，以使她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厂里还成立了书法组织，伯韩成为了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伯韩为北京印钞厂书写的碑文

那年，厂里唯一标志性建筑--钟楼，在翻建完工后，厂里要为这一工程在钟楼旁树立一纪念性《钟楼翻建记》碑。厂领导力排众议，没有延请著名书法家，而坚决委任伯韩来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书丹工作。领导说："我们厂有自己的书法家李伯韩，我相信，伯韩不逊于任何人！"在领导和广大职工的信任、支持下，李伯韩用魏碑体精心书写了《钟楼翻建记》，并被镌刻在巨大的石碑上。这也成为李伯韩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领导的信任、职工的支持，使伯韩越发感到自己肩上单子的沉重。为了更好做好群众文化工作，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伯韩又报考了首都师范大学，随欧阳中石、卜希旸等名师继续深造，专攻书法。经过几年努力，现李伯韩已顺利取得了书法大本的学历。

在人类文明的宇宙中，中国书法是最为璀璨、神秘的一片星云。现在，伯韩仍在探索书法艺术的星空中迅飞......

伯韩作品3

注：全部照片由李伯韩提供。

历史缩影《残荷图》（上）

2006年12月3日，本博客曾发表《历史缩影残荷图》（上、下）一文。不知为什麽，《历史缩影"残荷图"》（上）不知在何时已经丢失，踪影皆无。现仅存《历史缩影"残荷图"》（下）。为了使此文保持完整。现找到《历史缩影"残荷图"》（上）的草稿。重新贴在这里，以告慰齐白石、张大千、苏鸿彬诸先生。

历史缩影《残荷图》（上）

我们有许多好传统、好文化，在"文革"中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特别在"破四旧"的"革命口号"下，无数稀世文物珍宝、古籍善本、名人墨迹被野蛮毁灭掉。至今，我们却产生出大量真正的文化垃圾毒害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人的心灵，这是很令人震惊和痛心的。那天与好友苏先生聊天儿，他讲了他家原藏的一件珍宝--齐白石、张大千合作，并亲自赠送给他父亲苏鸿宾老先生的一幅《残荷图》的故事。这故事很耐人寻味。笔者就记下来，讲给大家听。

苏鸿彬与白石翁的交情

苏鸿彬（1903--1993）字紫英，天津人。早年毕业于某大学工科。粮食加工机械专家，高级技师。曾任北平福兴面粉厂（原厂址在牛街）、三洋面粉厂（原厂址在西便门）、德聚永面粉厂（原厂址在东绒线胡同）总工程师。先生思想民主，热爱祖国，为人热情、豪爽。解放后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中工作积极。对新北京的粮食加工业和经济建设有突出贡献。是50年代北京市著名劳动模范。苏鸿彬与齐白石为多年忘年交，与彭真等也相稔。"文革"中，苏鸿彬受到严重冲击，苏家被抄没。

自三、四十年代，苏鸿老与白石翁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以至可到不拘小节的程度。鸿老常到白石翁家坐坐，找老人聊聊天儿、看老人画画儿、刻戳子（治印）。老人生活上有什么需要，他会主动帮一把。因此，白石老人有时也送他幅书画儿作品，作为往来之礼。齐白石曾送给苏鸿彬一幅四言联：兄为东坡，弟为栾城。此联截取于刘长卿（名震孙，字长卿，号朔斋）的15言联："入则孔明，出则元亮，副平生自许之心；兄为东坡，弟为栾城，无晚岁相违之恨"。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有《栾城集》，因此，后人以栾城代称苏辙。白石翁以苏轼、苏辙兄弟的亲密，比喻他与苏鸿彬的关系，可见二老交谊之深。人们都知道，白石翁特别在画儿的价钱上很叫真儿。甭管是谁，多好的朋友，你要作品，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少一分也不行。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艺术身价问题。因此，齐翁才有一些听着像玩笑，但其实是很真实的故事。比如，有说法，齐白石画的虾，论只卖。早年两角钱一只，解放后才涨到一元一只。你的画儿要几只虾，就付多少钱，添一只，你就多付一只的钱。想讨价，根本没商量。除一些特殊关系的人物，不花一分钱，甭想得到齐翁作品，更别说是精品。苏鸿彬先生或许就是这比较特殊人物中的一位。

有人不明白，白石翁跟苏鸿彬是不搭界的两个行当的人，何以会有如此深厚的交情？这老一辈人的事儿现在连苏家后人也说不清了。笔者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1、从苏老先生这方来说，比较简单，他就是酷爱齐白石的艺术。用现在的话儿说，苏老先生是齐翁的铁杆"粉丝"。爱，是没商量的；2、从齐白石这方面来看，虽复杂点儿，但也容易理解。用现在的名词说，作为一个社会公众人物，白石翁出于事业发展，特别出于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方面的考虑，对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物，无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人他都要交。因此白石翁的朋友特别多，朋友的身份也比较杂。画界里如姚华、陈师曾、陈半丁等人自不必说。像学问大家、大诗人吴北江、夏仁虎、樊樊山、郭风惠，四大名医之一的肖龙友等也都是他的好朋友。而像名优梅兰芳、政界的蒋介石、张道藩（齐白石1946年收的入室弟子），以至军界的张学良、王缵绪等等都是齐翁苦心经营的社会关系。由此，估计苏鸿彬先生就应该是白石老人在北京工、商业方面的铁关系。

齐白石创作国画神品《残荷图》

1949年，是二十世纪天地大翻覆的一年。

那是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 8月的一天，苏鸿彬没事儿到跨车胡同齐白石家闲坐。因为常来，白石翁不拿他当客人，随便请他坐了。

今天，白石老人的书斋兼画室整理的比平时整齐。文房四宝、画稿、书籍摆放得规规矩矩，连老人身上穿的黑布衣衫好像都是新洗过的。只有大画案上准备作画的宣纸、砚台、颜料盘跟平常一样的摆放着。砚台里的墨肯定是刚刚研好的，因为，那斜搭在砚台边的半锭油烟徽墨，底部分明是水漉漉的，似还滴墨。

齐翁对鸿彬说："今天你来巧了，我正想给你画点儿东西。等会儿也有位稀客过来看我。如让他添几笔，你这幅画儿就更有看头儿了。"说着，白石翁用一长柄小铜匙，盛了一些清水，将一些浓墨调淡、调匀。老人把手中这支大笔蘸饱淡墨，然后向洁白的宣纸上尽情挥洒。几笔，几片肥厚硕大，但有些破败的荷叶就显出了形状。苏鸿彬恭立在白翁旁边，欠着身，不错眼珠地瞧着："先谢您老赏赐。不知今天谁来？要我回避吗？"齐翁不瞅鸿彬，边画边说："你呆着你的，人来了，你就认识了！"

一个多钟头儿后，家人引一位50多岁，蓄有一脸漂亮络腮胡须的人进来。白石翁跟来人简单寒暄后，对鸿彬说："来，见过大画师张大千先生。"然后，指着苏鸿彬对张大千说："我的朋友，面粉厂技师苏鸿彬先生。"张、苏二人相互拱手见礼。齐白石说："对了，大千比鸿彬年长，鸿彬你应该呼大千兄才对。"苏鸿彬赶忙对张大千说："小弟不才，往后您要多照应！"。大千答礼："不敢，不敢。还望您多指教"。张大千见齐翁和鸿彬二人如此随便，知二人关系非常，就说："今天跟苏先生真是幸会，往后又多了一位朋友。"苏鸿彬说："岂敢，天下谁人不知大千先生？认识您，是我大福。诗书画我不懂，我就会推碾子磨磨，您要想吃上好的面粉，吩咐一声儿，没说得！"话落，三人开怀大笑。

原来，张大千是来向齐白石辞行的。根据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张大千已决意出国发展，近日就要成行。白石翁是他多年老友，一定是要来亲自看看老人家的。今日一别，还不知何年何月再得相见呢。每想到此，大千先生内心就不免有些伤感。谁料，今天在这里遇到了苏鸿彬，苏先生的几句话就把张大千和齐白石心头的这点愁云扫荡得一丝全无。大千先生从心里也对这位新朋友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大千见画案上还有未画完的画儿，就对齐白石说："您老正忙，冒昧打搅了。"齐白石指一指苏鸿彬，说："这是送他的，画着玩儿罢了。刚才，我还跟他说，正盼您来呢。您若赏两笔，不啻是他的荣幸，也是老夫的荣耀呢。"比白石翁小34岁的张大千谦恭地说："您老说哪里去了，您老所命，晚生哪敢不尊？这样，等您老画差不多了，我再续貂。这也是个向您老学习的难得机会呢。"

《残荷图》表达的齐翁美学思想

白石老人又画了几枝折断了的枯老荷茎，用笔随意点染了几下，又上下认真地看了一遍，对大千说："我的活儿完了，您看着随便赏吧。"大千凑近这幅已不算小的画儿（纵约120公分，横约80多公分），认真看了又看。

这是一幅笔墨新奇，意境绝美的画儿。整幅残荷图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悲剧美。西方美学说，悲剧美就是把美撕碎了给人看。悲剧美是人间的大美、至美。残荷（也称败荷、枯荷等）是由夏入秋、由盛转衰的典型形象。因此，残荷最具悲剧美的特质。应该说，残荷比"映日"的盛荷更具审美价值。人们从他败落、残破的样子，完全可以联想到它昔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的繁荣、辉煌。从而对它的孤冷形象，更充满了痛惜、哀惋、怜爱，甚至是敬意。残荷也是中国文化和美学的一个古老主题。唐李商隐的"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中的残荷是诗的绝唱。曹雪芹曾借林黛玉之口说："最不耐李义山的诗，只独喜这一句‘留得枯荷听雨声'"；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人吕纪的《残荷鹰鹭图轴》则是残荷在绘画艺术中的千古经典。这幅画儿画的是一只雄鹰正从长空俯冲下来直击猎物，荷塘里的白鹭和其他小鸟都四散惊逃。据学者研究，画家吕纪作画时，常以寓意手法规谏皇帝，明孝宗曾这样评价他："工执艺事从谏，吕纪有之"。吕纪这幅画儿是想告戒皇帝：要重视文治，不要滥用武功。滥用武功是社会政治衰败的表现。这画儿反映了当时比较开明的社会政治环境。或许因有了这种"民主、和谐"的社会环境，才有了吕纪这幅绝世之作。

白石老人这幅画的创作意图是什么，现已不得而知。或许，这只是老人对传统画材的一种即兴发挥，或是老年人对夏秋季节交替的一种自然心理反映，老人毕竟已是89岁的高年了。不管出于什么，老人已经准确、精到的表现了这一悲剧美。

白石翁从中国传统美学意识中，捕捉到自然中的灵动、鲜活，且不乏阳刚之美的气质。他融宋元明文人水墨花鸟的放逸、冷隽于一体，集传统写意、工笔绘画技法奔肆、传神之精艺，以自己扎实、独特的绘画语言，表现了视觉效果与画面意境两方面"静"的巨大张力。"静"是传统中国哲学的一种观念。"静"的修炼，是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禅文化境界的一个长期省悟、思想与积淀的过程。绝不是一时兴起就能够做到的。在绘画艺术中，古人总结了动笔前要"兴高意远"、落笔后要"气静神凝"，以及"澄怀味象，静观万物"等等经验教训。看得出，白石老人的构图、笔墨、色彩都直追古人，非常讲究。而这种讲究不是东施效颦般的刻意临摹，而是那种融会贯通，已达随心所欲的自然流露。反映出白石翁"寸缣片楮皆衣钵，一瓣香分万俊髦"（郭风惠《赠齐白石》）的脱俗审美趣味和"功夫深处有谁知"（齐白石《写秋》句）的超凡艺术功力。

张大千神来补笔

看着这满塘萧条、肃杀，且不乏超尘、脱俗之气的绝美残荷，大千心里暗暗佩服白石老人的手笔。对一般画家来说，如此严谨的寓意和构图，那怕是你多加一笔，多添一点、一线，都显多余，都能暴露出补笔人"狗尾"的拙劣与丑陋。但，这是张大千，这是丹青雄杰、画坛南天一柱的张大千！大千仔仔细细拜读过白石翁的每一笔道，每点墨色。心里已然选好了落笔的最佳之处。那是肥肥荷叶后面一杆枯老荷茎顶端的一处不大的留白。大千先生以对绘画艺术虔诚的心境，对齐翁的崇敬，他奇巧构思，大胆运笔，精心画了一只恋荷的蜻蜓。

这是一只怕是已到生命尽头的蜻蜓，虽然显得形单影孤，微不足道，但在画中却栩栩如生，令人生怜。那凸起的大眼睛和黄色的身子在整幅画里成了一个很抓人眼球的亮点。特别是那透明如纱的薄薄翅翼似乎还在乍起的凉风中震动。生命力的顽强及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画家对万物盛衰的理解，对生命的崇拜、对人性的呼唤，全由这只动感十足的小蜻蜓表现出来了。在齐白石这幅如西画静物写生般的残荷图中，这只蜻蜓在充满凝重、静谧、冷寂气氛的画面中，成了唯一的动感象征，给整幅画作增添了无穷生机、灵气和谐和感。这是极为珍贵的点睛之笔。白石翁赞叹说："老弟神笔为我增色，我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合作。可惜，老天不怜啊！"大千说："你我重聚定会有时，让我们期待吧！"

在全画儿完成后，白石翁题了"白石老人写荷"。张大千因没有带印，只在白石老人落款下，写了"大千补蜻蜓"数字。然后由齐翁钤押下自己的常用章。齐翁转身对苏鸿彬先生说："你真运气，你看大千这蜻蜓画得多传神。"苏鸿彬得此画作，已经高兴得要蹦起来了。就说："谢白翁和张先生赐赠。明儿，不，咱这就上同和居，我给二位道乏！"大千说："区区点墨，仅为求教齐翁耳，怎敢居功？在下贱事儿缠身，以后得机会再讨扰苏先生吧。"

谁料，这次分手，竟成齐翁、苏先生与张大千的诀别。大千自此，先赴四川与家乡的亲朋辞行，然后，离开大陆，由香港而台湾，再到其他国家。这一去就是34年！直到1983年4月在台湾去世，他再没能回到大陆和北京来，更不用说跟昔日这些老友谋面了。（未完待续）